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十七批指导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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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国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第64号案件)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点对点借贷资金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点对点借贷资金池

Keynote

单位或个人假借开展点对点借贷信息中介业务,未经合法批准,设立资金池,控制和处置资金池中的资金。承诺还本付息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基本情况

被告杨卫国,男,浙江纣王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被告张文婷,女,浙江纣王集团有限公司出纳,主要负责协助杨卫国调度使用非法吸收的资金。

被告刘,女,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业务。

被告吴梦,女,浙江纣王集团有限公司经理,纣王集团清算中心主任,主要负责资金池相关业务。

浙江纣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纣王集团)成立于2013年2月28日。被告杨卫国为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自2013年9月以来,纣王集团开始在网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4年,杨卫国利用其实际控制下的公司通过线下和线下渠道开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活动,成立了上海纣王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纣王财富)和纣王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纣王普惠)。其中,纣王普惠公司主要负责发展信贷客户(借款人),纣王财富公司负责发展未指明的公众成员成为金融客户(贷款人),并同意根据金融产品的不同条款以7%至15%的年利率筹集资金。通过线下渠道,纣王集团在全国许多省市开设了门店。它通过发行宣传传单、举行年会、发布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金融客户要么与杨卫国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要么配合纣王集团信贷客户虚构的贷款需求进行投资,将投资资金以杨卫国个人名义转入42个银行账户,由纣王集团用于偿债、生产经营等活动。纣王集团及其关联公司通过网上渠道,以信息中介的名义开展点对点借贷宣传活动。金融客户根据纣王集团的要求,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立虚拟账户并绑定银行账户。金融客户选择投资项目后,将投资资金从银行账户转移到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账户进行投资活动。纣王集团、杨卫国、纣王集团实际控制的担保公司为金融客户的债权提供担保。纣王集团在理财客户的虚拟账户中进行资金分配,将贷款资金和偿债资金划入相应的理财客户和信用客户的账户,剩余资金直接划入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开立的托管账户,然后划入纣王集团在杨卫国开立的与线下资金混淆的个人银行账户。

由于资金链断裂,纣王集团无法按期还本付息。截至2016年4月20日,纣王集团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超过64亿元,未付资金总额超过26亿元,涉及1000多名筹资参与者。其中,超过11亿元的公众存款是通过网络渠道筹集的。

指控与犯罪证据

2017年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对杨卫国等四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被告提起公诉。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举行公开审理。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了指控杨卫国和其他被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起诉书,并询问了杨卫国和其他被告。杨卫国不反对犯罪事实和性质

公诉人:(马丁)理财客户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账户进行充值后,纣王集团的运营商可以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转账吗?

马丁:是的。

公诉人:(吴梦)请描述一下资金是如何分配的。

马丁:直接转账到借款人账户。如果当天资金充足,有时会转到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设立的托管账户,然后转到杨卫国约束的银行账户,以偿还线下本金和利息。

公诉人补充道:(吴梦)如果投入的资金大于借款人的资金,如何操作?

马丁:有些会被冻结,有些会被撤回。资金将首先用于偿还客户的本金和利息,然后分配给借款人,然后提取。

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证明,纣王集团通过直接控制金融客户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虚拟账户和建立托管账户,实现了金融客户资金的归集、控制、控制和使用,形成资金池。

在举证阶段,公诉人出示证据证明纣王集团的网上和网下业务活动实质上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并重点证明网上业务的相关证据。

首先,通过出示书证、审计报告、电子数据、证人证言、被告陈述和抗辩等证据,确认纣王集团的网上业务是收集客户资金、建立资金池、控制、控制和使用客户资金,而不是点对点的借贷信息中介业务。(1)第三方支付平台赋予纣王集团冻结、转移和查询所有理财客户虚拟账户资金的权利。网上金融客户还明确授权纣王集团在合同中冻结、转移和查询其虚拟账户中的资金,虚拟账户的取消需要纣王集团的许可。(2)理财客户将资金转入第三方平台的虚拟账户后,纣王集团每天以多对多的方式手工匹配理财客户贷出的资金和授信客户的贷款需求。当理财客户的资金总额大于信贷客户的贷款需求时,剩余资金转入杨卫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立的托管账户。在预留第二天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后,纣王集团将把剩余资金存入杨卫国的银行账户,用于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离线活动或其他业务活动。(3)信贷客户的贷款期限与理财客户的贷款期限不匹配,存在期限不匹配等问题。(4)杨卫国及其控股公司承诺为信贷客户提供担保。当授信客户未能按时还本付息时,杨卫国承诺自授信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代其偿还本息。在实际操作中,归还贷款人的资金来自杨卫国用于离线操作的在线托管账户或银行账户。(5)纣王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向非特定公众宣传,发展金融客户,并承诺通过表达年收益率和提供担保向金融客户偿还本金和利息。

二、通过出示财务管理、信用余额清单、扣押清单、银行卡照片、银行卡交易明细、审计报告、证人证言、被告陈述和抗辩等证据,确认纣王集团现金池中资金的去向:(1)纣王集团吸收的资金除支付本息外,主要用于扩大纣王集团子公司的业务经营。(2)纣王集团的网上资金和线下资金并用,弥补资金短缺。纣王集团从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杨卫国银行账户提取了2.7亿多元,从杨卫国个人银行账户向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了2亿多元。(3)纣王集团将吸收的资金用于自身投资项目,一小部分用于个人支出。在犯罪时,线下和在线金融客户在兑现资金时都遇到了困难。

在法庭辩论阶段,检察官向公共关系部发布公诉意见

杨卫国认为,纣王集团的网上业务不构成犯罪,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杨卫国的维权人士认为,国家允许P2P行业首先尝试。在国家规范P2P业务之前,纣王集团并未触犯刑法,属于民法调整范畴。它不应受到刑事处罚。犯罪的数额应该从通过在线方式流动的资金中扣除。

公诉人回应了杨卫国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纣王集团的网上点对点借贷中介业务已经从信息中介转变为信用中介。纣王集团对理财客户投资资金的归集、控制、控制、使用和还本付息与商业银行的吸收存款业务基本相同。国家允许创新并不是点对点借贷的信息中介行为。无论国家是否出台了关于点对点借贷信息中介的规定,未经批准的,都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网上吸收的资金应计入犯罪数额。

法院认为,纣王集团实际上是以提供点对点贷款信息中介服务为名,直接或间接集资,甚至自筹或变相自筹资金,其实质是吸收公众存款。判断金融业务的非法性应以现行刑法和金融管理法为依据。毫无疑问,被告在开展P2P业务时没有任何禁止性法律。纣王集团的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破坏了国家金融管理体系,应受到刑事处罚。

2018年2月8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杨卫国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被告人刘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吴梦被判处3年监禁,缓刑5年,罚款10万元。被告人张文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10万元。封存的冻结资金应当按照损失比例返还。被查封或扣押的财产、车辆和股票,在价格变动后,将按损失比例返还。不足部分应责令继续赔偿。宣判后,被告杨卫国上诉并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本案中赃物和损失的追回仍在进行中。

指导意义

1。吸收非特定公众存款是商业银行的专属金融业务,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11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这是判断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否合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非银行金融机构,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国务院第《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以及未经合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明对象非法集资都是非法金融活动,必须予以取缔。为解决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和满足社会资本需求不佳的问题,缓解个体户和小微企业经营中的小额资本困难,国务院金融监管机构于2016年发布了《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等“一法三指引”,允许单位或个人在规定的贷款余额范围内通过同业拆借信息中介机构发放小额贷款,明确限制单个平台和多个平台上单个组织和个人的贷款余额上限。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当准确把握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法规设定的界限、标准和原则,准确区分性质

2.金融创新必须遵守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不得违反刑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血液。金融活动造成的风险具有高度传导性、扩张性、潜在性和不确定性。为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国家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进行严格监管。金融也需要发展和创新,但金融创新必须有效防范和控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必须遵守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尤其是必须依法许可的金融业务,不得以创新为名擅自开展。检察机关在办理金融相关案件时,要深入分析和认清各种新的金融现象,准确把握金融的本质,通过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准确区分真正的金融创新或以创新为幌子的伪创新、合法的金融活动或以金融创新为名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及时有力的司法保障。

3。在对等贷款中,中介机构对资金的非法控制和控制构成了对公共存款的非法吸收。对等贷款的信息中介机构只能依法从事信息中介业务,为借款人和贷款人提供信息收集、信息披露、信用评估、信息交换、贷款匹配等服务,实现直接贷款。信息中介机构不得提供信用增级服务或直接或间接募集资金,包括设立资金池以控制、处置其控制下的资金或财务公司。信息机构利用互联网进行点对点借贷发布信息和筹集资金不仅超出了信息中介业务的范围,而且违反了《刑法》第176条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时,应分析点对点借贷平台的所有权结构、实际控制关系、资金来源、资金流向、中间环节和最终方向,综合全过程信息,分析判断其是否为规范的信息中介,是否假借信息中介从事信用中介活动,是否存在非法集资、自筹资金、变相自筹资金等非法集资、控制、控制和使用行为,并准确认定行为性质。

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年第18号)第一条

王鹏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例

65号检查案例

Keyword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间接证据证明方法

Keyword

为获取未公开信息提供工作便利的金融机构员工及其近亲属在证券交易中存在明显异常,与未公开信息相关情况高度相似。即使他拒绝承认未披露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其他证据的相互确认也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明体系来证明利用未披露信息犯罪,这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也可以用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Basic Case

被告王鹏,男,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债券交易员。

被告王,男,无业,是王鹏的父亲。

被告宋凌香,女,无业,是王鹏的母亲。

2008年11月至2014年5月,被告王鹏在一家基金公司的交易管理部担任债券交易员。在工作期间,王鹏作为债券交易员的个人账号是6610。由于工作需要,一家基金公司为王鹏等债券交易员开设了恒生系统6609账户。自2008年7月7日起,6609账户已开通股票交易指令查询权限,王鹏有权查询与股票交易相关的未披露信息,如证券交易方向、投资类别、证券代码、交易价格、交易金额、发行人等。自2009年7月6日起,有权查询包括佣金流、安全

2015年6月5日,重庆市公安局以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为由,将被告人王鹏、王、宋凌祥移送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在审查起诉阶段,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了全部案卷,并询问了被告。被告王鹏辩称,没有获得未披露信息的条件,也没有将未披露信息传递给他的父母。被告人王、宋凌祥辩称,王鹏没有向其传递任何未披露的信息,股票的买卖是根据其自己的判断进行的。鉴于三人均未认罪,为进一步查明王鹏、王、宋凌祥是否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两次将案件退回重庆市公安局补充调查,并提出补充调查意见:(1)继续讯问三名被告人,查明三人之间传递未公开信息的情况;(2)询问基金公司相关人员,获取工作制度规定,检查工作区域内通讯设备的存放情况,获取基金债券交易工作区域的现场地图,了解王鹏是否具备信息传递条件;(三)调查王、宋凌祥的亲友、买卖股票的资金来源和利润去向,了解王鹏是否是唯一的未披露信息来源,以及三人是否共同参与未披露信息的交易;(4)请基金公司的其他债券交易员收集相关债券交易员登录工作账户和6609账户的查询记录,了解王鹏登录6609账户是否异常;(五)了解王、宋凌翔在王鹏没有获得未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与某基金份额交易指令的衔接情况,以了解王、宋凌翔在被控犯罪期间的交易行为是否明显异常。经过补充调查,三名被告仍未认罪。重庆市公安局补充收集了上述证据2至5项,进一步证实了王鹏具备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条件,以及王强辉、宋凌翔交易习惯的显着异常。

2015年12月1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王鹏、王、宋凌祥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提起公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开审理。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宣读了指控三名被告利用未披露的信息进行交易的起诉书,并询问了三名被告。三名被告都没有承认犯罪。公诉人充分陈述了证据,并着重于被告没有认罪的案件。

首先出示王鹏和一家基金公司的账号《劳动合同》、《保密管理办法》、6609等证据,操作方法和操作日志,以及一家基金公司的交易室照片。经确认,从2009年1月15日至2011年8月9日,王鹏可以通过账号6609登录恒生系统,查询基金公司的整体头寸和交易情况、发出的指令和实时头寸变化。王鹏具备获取基金公司未公开信息的条件。

二、出示王鹏的6610个人账户日志、6609账户权限设置及日志、一家基金公司员工的证言等证据,确认该交易员的账户只能在自己的电脑上登录,独一无二,只有王鹏可以锁定王鹏的电脑。王鹏通过登录6609账户查看未发布信息,登录次数明显高于6610个人账户。与其他登录6609账户的债券交易员相比,这是一个例外。

第三,展示基金公司股票指令的执行情况。牛、宋、宋证券账户不同阶段的账户对账单、资金流向、佣金流向、交易流向等证据,以及牛、宋、宋证券账户的证言,均证实:(1)三个证券账户分别为王、宋凌祥开立和使用。(二)三个账户的证券交易与基金公司的交易指令高度相似。王鹏有权登录账号6609后,王操作牛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牛证券账户买入233只股票,占93.95%,与2009年3月6日至2011年8月2日期间某基金的股票型基金产品类似,累计金额为9661.2万元,占95.25%。宋凌祥操作宋谋祥和宋谋珍的证券账户进行股票交易。2009年3月2日至2011年8月8日期间,宋谋祥证券账户买入343股,占收敛股份的83.05%,累计收敛买入交易金额超过1.04亿元,占收敛股份的90.87%。2010年5月13日至2011年8月8日,宋木真证券账户买入183只收购价股票,占96.32%,累计收购价为6.76亿元,占97.03%。(3)交易极其频繁,明显背离了三个账户在获取王鹏未披露信息前的交易习惯。从购买的股票数量来看,2009年以前购买的股票数量一般是几百股,2009年以后购买的股票数量是几千甚至几万股。从买卖区间来看,2009年以前的买卖区间通常是几天甚至更长,但2009年以后,买卖交易频繁,买卖区间明显缩短,大多是一两天后。(4)牛某、宋某向、宋某镇停止交易股份的时间与王鹏无权查看账号6609的时间高度一致,即2011年8月9日。

四、出示王鹏、王、宋凌翔、牛某、宋某翔、宋某镇的银行账户数据、交易明细、取款及转账凭证等证据,确认三个账户中的证券交易资金来自王、宋凌翔、王鹏,王鹏与宋凌翔、王及其控制的账户之间有大量资金交易记录。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了公诉意见,指出虽然三名被告人都拒绝承认犯罪事实,但案卷中的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王鹏有条件从一家基金公司获得未披露的信息。 王、宋凌翔在有条件获得王鹏未披露信息期间经营的证券账户的交易行为与基金公司的股票交易指令高度相似,两人的交易行为与其他时间段的交易习惯存在显着差异,明显异常。 他们都不能对上述异常交易给出合理的解释。作为基金公司员工,王、宋凌翔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披露信息,操纵他人账户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王鹏辩称自己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获取未披露的信息,也没有为王、宋凌翔交易股票提供信息,对王、宋凌翔交易股票的情况一无所知;其辩护人认为,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王鹏具备获取未公开信息的条件,但不能证明王鹏实际获取了该信息,也不能证明王鹏本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从事交易活动,或者王鹏让王、宋凌翔从事相关交易活动。王慧强辩称,王鹏从未向他传递过未公开的信息,王鹏在到达一家基金公司后并不知道自己仍在从事证券交易。他的def

针对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公诉人根据书面证据进行了辩护,以进一步证明本案中的证据是真实的,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首先,王、宋灵祥、王鹏三人关系密切。从年龄、工作经历和交易习惯来看,王和宋凌翔不具备专业股票投资者的背景和经验,仍然无法对异常交易行为给出合理解释。第二,王鹏在证监会去一家基金公司调查他时潜逃,离职后没有回到基金公司工作,也没有办理离职或辞职手续。他辩称,他离开是因为他担心证监会的工作人员会在他家里进行调查。逃逸行为和原因明显不合理。第三,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罪的主体是一个特殊的主体。虽然王、宋凌翔没有特殊的主体身份,但他们与具有特殊主体身份的王鹏共同犯罪,主体是合格的。

经审理,法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已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可以消除合理怀疑,足以认定王鹏、王、宋凌翔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被告及其辩护人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的意见将不被接受。

2018年3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王鹏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900万元。被告人宋凌祥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690万元。王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10万元。三名被告的非法收入应依法追回并上缴国库。宣判后,三名被告都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指导意义

经济和金融犯罪大多是精心策划和组织的故意犯罪。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熟悉法律法规和相关行业规则。犯罪具有高度的隐蔽性和专业性,证据容易被隐藏和销毁,难以证明犯罪。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坦白犯罪事实、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要加强对间接证据的审查和判断,拓宽证明思路和方法,通过间接证据的组织和运用构建证明体系,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1。明确指控的思路和方法,全面客观地补充和完善证据。办案检察官应准确把握犯罪的主要特征和证明的基本要求,明确指控的思路和方法,构建清晰明确的证明体系。如果证明体系中的证明环节存在缺陷,关键节点需要强化证据,就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主导作用。通过引导调查取证和返还补充调查,准确引导调查取证的方向,明确调查取证的目的和要求,及时补充和完善证据。必要时,有必要直接与侦查人员沟通,说明案件的证明思路、证明方法以及证据的证明价值、证明方向和证明功能,需要在证明体系中加以补充和完善。在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坦白犯罪事实,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犯罪意图的情况下,联系、传递和利用信息,应当通过引导调查取证、按照指控的思路返回补充调查或自行调查等方式综合收集相关证据,重点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取信息的便利条件、时间重合程度、交易异常程度、利益关联程度、专业背景等关键因素

3.合理排除证据矛盾,确保证明结论的唯一性。利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构成证明体系的间接证据应当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相互验证,证据链应当完整,证明结论应当独特。基于经验和逻辑的判断结论不一定是唯一的。有必要审查证据,以进一步分析是否存在与指控相反的信息,并排除其他可能性。我们不仅要考察证据体系中单一证据所包含的信息与不同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还要注意考察证据体系之外的其他证据中是否存在相反的信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供认或不认罪的案件中,应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相反证据的辩护,综合判断上述证据中的相反信息是否会从实质上阻碍从各种客观事实到案件事实的判断过程,是否会削弱整个证据链的有效性。如果与证据制度存在实质性矛盾,并且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则案件事实无法确定。然而,仅仅因为嫌疑人或被告没有作出陈述或提供借口,不能说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不合理、不合法,可以认定证明结论是独特的。

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0条第4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018年修正案)第55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世[2019年第10号)第4条

袁波投资有限公司、于天尼等

非法披露及不披露重要信息案件

第66号案件

刑法规定非法披露及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仅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公安机关因本罪移送单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对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并依法作出不起诉该单位的决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检察意见,并移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非法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及处罚

主旨

刑法规定非法披露及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仅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公安机关因本罪移送单位起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对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提起公诉,并依法作出不起诉该单位的决定。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检察意见,并移送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处理。

基本情况

被告于蒂尼,女,广东珠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被告,男,广东珠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被告吴,男,广东珠海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被告张丽萍,女,广东珠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被告罗景元,女,广东珠海袁波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未被起诉的单位是广东珠海袁波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广东省珠海市。

广东珠海袁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袁波公司)原为上交所上市公司,股票名称:ST袁波,股票代码: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泰公司)是袁波公司的控股股东。在袁波公司的并购重组过程中,相关人员做出了绩效承诺,当绩效不符合标准时,他们不得不向袁波公司支付股权改革的绩效承诺。2011年4月,于天尼、吴、张立平、罗景元等人以通知转让的方式,代表所有股改义务人,对华信泰公司支付了超过3.84亿元的股改履约承诺,并在公司的中期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为了掩盖上述虚假事实,于天尼、吴、张立平、罗景元以2011年度披露的1000万元资金循环划转的方式,购买了37张银行承兑汇票,总面额3.47亿元,股权分置绩效承诺

2015年12月9日,珠海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据罪,将于蒂尼等人移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2016年2月22日,珠海市公安局还以非法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或变造金融票据罪,将袁波公司移送起诉。随后,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

根据检察机关的审查,2011年至2014年期间,涉嫌犯罪单位袁波公司有义务依法披露信息,向股东和公众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或隐瞒重大事实,未披露其他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情节严重,严重损害股东及其他人员利益的。袁波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于天尼、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吴、张立平、罗景元,构成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应予追究。根据《刑法》第161条的规定,对单位不追究刑事责任,对袁波公司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016年7月18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袁波公司。同时,检察机关认为,虽然不能按照刑法规定追究袁波公司的刑事责任,但有必要对袁波公司实施行政处罚。2016年9月30日,检察机关向中国证监会发出《检察意见书》号文件,建议依法给予袁波公司行政处罚。

2016年9月22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为由,将于铁尼等人一案移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11月3日,珠海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披露或未披露重要信息为由,对余等5名被告提起公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开听证会审理此案。经审理,法院认为,袁波公司作为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向股东和公众提供虚假或隐瞒财务会计报告,或者未披露其他依法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严重损害了股东或他人的利益。情况很严重。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被告人于天尼、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被告人吴、张立平、罗景元,均犯有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2017年2月22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被告人于替尼等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至三个月,并处罚金。宣判后,五名被告都没有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指导意义

1。本单位对非法披露或者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不负刑事责任。上市公司有依法披露信息的义务,如果违反相关义务,刑法会规定相应的处罚。由于上市公司所涉及的利益群体的多样性,为了避免中小股东利益的双重损害,刑法规定只有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承担刑事责任,单位不承担刑事责任。《刑法》第162条、阻碍清算罪、第162条之二中的虚假破产罪、第185-1条中的非法使用资金罪等也是如此。对于此类犯罪,检察机关应注意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内容

3.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提出检察意见,督促有关机关对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单位追究行政责任。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该单位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检察机关不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很容易造成当事人和公众产生单位对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误解。由于非法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上市公司还可能产生强制退市等后果。这种误解将进一步引起当事人和公众对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的措施的质疑,影响证券市场的秩序。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时,应当充分考虑办案效果,根据《证券法》等法律规定,认真审查对单位是否需要行政处罚。需要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检察意见,并作出充分说明,消除因检察机关不查处可能造成的当事人和公众对单位不负责任的误解,避免对证券市场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